美国的奋发图强 发起“再工业化”应对危机美国的奋发图强 发起“再工业化”应对危机

金典聚富

文/聚鑫致富/交流微信ccd89757

　　美国政府 启动“ 再工业化 ”规划的用意何在 ？

　　作为世界领先的制造业大国，美国早在 20 世纪初就实现了工业化，并于 20 世纪 80 年代完成现代化进程，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一度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达到峰值 28%。强悍的实体经济积累是美国在全球政治、军事、经济统治地位的坚实后盾，也为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强势奠定基础。然而 20 世纪后期，信息时代到来、劳动力成本高企等因素促成了全球经济的再分工。在“去工业化”浪潮冲击下，美国的金融业突飞猛进和制造业外迁成为这一时期两大突 出特征，并于 2007 年前后达到高点。在某种意义上，正是金融衍生市场的过度膨胀和第二产业的空洞化导致美国陷入次贷危机，2009年10月失业率最高飙升到10%、GDP 同比增速-4%（09 年二季度），经济系统的稳定性面临着严峻威胁。

　　上世纪 80 年代起高速发展的金融业对制造业产生“挤出效应”，美国经济脱实向虚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起，美国政府逐渐放松了对金融市场的宏观监管，为其大开绿灯。1987 年开始的《格拉斯．斯蒂尔格法》去留之争，到 1999 年终于以参众两院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格拉斯法》落下帷幕，金融衍生品市场脱离 CFTC 的监管并迎来爆发式发展的十年。在金融市场发达的创新机制、财富效应推动下，虚拟经济欣欣向荣，金融、地产与专业服务增加值之和/ GDP 于 1980 年开始首次超过制造业，制造业开始经历趋势性萎缩。

　　进入 21 世纪以来 ，在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全球制造业分工格局发生深刻变革，发达国家制造业外迁加速。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逐渐向价值链的市场、研发两端延伸，而把低 附加值、处于中间环节的制造业向外导出，随着全球贸易投资自由化推进，信息、货物、服务跨境流动成本在降低，跨境投资、产业转移、制造外包规模空前。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在全世界的比重 1970~2000 年间一直在 20%~30%之间摇摆，但 2001 年之后迅速滑落，到 2014年已经跌到 17%；从 2010 年开始，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

　　比较美、德、日、中四国的出口结构，三大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出口额/总出口在 21 世纪初至今都有程度不等的下降，其中美国的降幅最明显（83%—72%）；同样以 2000 年前后为拐点，发达国家的传统优势领域——电子自动化设备在其制造业总出口额中的占比也在下降。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自身商品出口比例从 1985 年的 36%上升到 2014 年的 94%，电子自动化设备制造/制造业出口则从 90 年代初的 15%上升到 2014 年的 56%（05 年最高时达到 66%）。生产成本更低的新兴经济体迅速“抢班夺权”，其制造业出口贸易比重快速上升，是比较优势的体现；而技术含量相对较高的电子设备出口比重上升，则 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发达经济体输出资本和技术的制造业外迁战略。但制造业不仅能解决大量就业，而且与技术服务业的进步相辅相成； 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获取全球化带来的诸多好处的同时，也承受着第二产业空洞化带来的失业压力和经常账户的巨额赤字。

2） 再工业化不是传统制造业的简单复辟，而是二三产业的融合共进

　　07 年次贷危机的爆发，暴露出美国经济发展的重大弊端：过度金融创新、经济“空心化”、债务驱动型增长、贸易财政双赤字等，促使美国政府对之前“资本市场为主 体的虚拟经济占主导，重要制造业日趋空心化”的主导路线作出矫正，重新思考如何平衡实体和虚拟经济。美国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认为， 三大原因促使美国必须重振先进制造业的领导地位 ： 创造高质量的国内就业机会、汇聚综合创新的协同效应、确保技术领域的国家安全。基于这样的思路，奥巴马政府一方面强化金融监管，2011 年 7 月起实施的多德-弗兰克法对金融衍生品市场的监管空前严格，最大程度控制金融系统性风险；一方面对实体经济施加主动干预，明确提出“再工业化”口号，通过 财政支持，贸易保护等手段重塑制造业在国家战略中的关键地位，尤其是高端实体制造业；把“重振美国制造业，五年出口倍增，激励创新，降低失业率”等目标作 为经济复苏的突破口。

　　从 2009 年底开始，美国“再工业化”规划的关键文件相继发布。2009 年 12 月公布的《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涉及工人培训、创新型科技、资本市场、物流运输、市场环境等多个方面；2011 年 6 月的《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着重强调了对制造业前沿领域的人才、资源、创新投入，以保障美国在全球创新方面的领先优势；2012 年 2 月，《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将促进先进高端制造业发展提高到了国家战略层面；奥巴马在 2012 年的国情咨文中更是详细阐述了“制造业回归本土、技术密集型新兴产业”以及“更为强硬的贸易措施”三部分内容，涉及税收、补贴、法规修订等多个方面。

　　从长周期来看，新一轮产业革命正在发生， 相比上世纪 70年代的“ 凯恩斯主义 ”和80 年代的 “ 里根经济学” ，奥巴马政府的 “ 再工业化 ” 核心并非通过国家干预、推动传统制造业向金融服务业简单复辟 ，而是要抢占新经济的制高点，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 ，实现全产业升级。

　　　　美国再工业化的成功经验，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与参考。

　　中国仍然有自己的优势，比如政局稳定、投资环境成熟、上下游产业链完整、关联行业发展机会多等；但是在美国制造业回流、与中国产业升级的双轨政 策驱动下，我们也面临着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中低端向东南亚等地区加速转移的考验。在我们进行经济结构性改革的过程中，应当吸取美国的经验，没有制 造业作为实体经济的基础，服务业也就失去了依托，切不可厚此薄彼。

　　我们需要尽快打造自己的技术优势，在传统产业之中也可以有高新技术、高端设备和科学化管理手段。目前，中国启动的供给侧改革，很大程度上也是希 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潜在产出，尤其是在制造业产业升级方面，我们还有很大潜力可挖，这也预示着其中会有很大的投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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