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白银风暴：民国白银发展历程

中国白银风暴：民国白银发展历程

时间:2015-04-16 11:10:34 作者:第一纸白银分析网阅读:次

　　当时正面临内忧外患、苦于政令不行的国民政府，借商界“有求于我”而通力合作之机，实施了全面抗战前夕最重要的一轮金融改革，向国家统制经济之路上迈进了一大步。此次“白银风潮”来龙去脉如何？官商双方在“风潮”前后又各自上演了怎样的戏码？

　　1935年2月18日，农历乙亥年正月十五，上海滩工商金融界几大头面人物，即上海市地方协会正副会长杜月笙和钱新之、市商会主席俞佐庭、钱业同业公会会长秦润卿、银行业公会主席陈光甫，与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公权及贝淞荪、李馥荪等知名银行家共十余人，紧急召开了一次碰头会。

　　虽然时值元宵佳节，这些业界大佬们却个个神色凝重、心事重重。原来，新春前夕，因年关结账，上海市面银根十分紧张，至少五六家信誉颇佳的大钱庄，迫于现金周转不灵相继停业，其他各行业受到拖累，关门倒闭者亦甚多。这个中国首屈一指的经济和金融中心，一时间人心浮动，传言四起。为了挽救危局、共渡难关，必须马上拿出一套有效的救市方案来。

　　经过集体商议，他们决定向中央求助。四天之后，由杜月笙领衔的六人代表团赴南京晋见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恳请拨巨款直接投放上海工商业，以尽快稳定情势。

　　整整80年前的那场源自上海、波及全国的市场动荡，因与白银大量外流有关，史称“白银风潮”。当时正面临内忧外患、苦于政令不行的国民政府，借商界“有求于我”而通力合作之机，实施了全面抗战前夕最重要的一轮金融改革，向国家统制经济之路上迈进了一大步。

　　此次“白银风潮”来龙去脉如何？官商双方在“风潮”前后又各自上演了怎样的戏码？且让我们一一道来。
　　“热银”逆袭特殊繁荣

　　说到中国的“白银风潮”，还是要先从1929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谈起。

　　那次经济危机对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造成惨重打击，如1932年美国的工业总产值及农业总收入，均只相当于1929年的一半上下。相比之下，作为一个欠发达的东方国家，中国纳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程度很有限，在危机之初，所受冲击反而要小得多。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顾问的美国人杨格即指出：“就中国来说，大萧条的开始日期不是1929年，而是1931~1932年的冬春之交。直到那时中国没有受到严重影响。”

　　中国能独善其身，与当时西方列强货币制度多采用金本位制（如英、法、德、意等国），或金银复本位制（如美国），而中国国内实行银本位制亦有很大关系。

　　明清以来，白银逐渐成为中国的主要流通货币，清末更是从法律上确定采用银本位制，市面上银两、银元并用。1933年3月，国民政府实施“废两改元”，规定银元作为唯一法定货币，这一改革也是先从上海起步，再推广到全国。

　　从世界范围看，金贵银贱是长期趋势，正常年份金银比价约为15∶1（白银15盎司兑黄金1盎司，1金盎司约重31.1克）上下。金银比价的短期波动，会导致国际银价高低起伏，这对以白银作为实际流通货币的中国国民经济的方方面面，都将产生很大影响。

　　举例来说，当年的中国是债务国，1929年时以外币偿付的外债本息达1亿3千万两，若银价跌落30%，则政府财政负担相应增加30%。又如，1929年12月至1930年6月，国际金价每两由可兑白银442两，到可兑白银622两，急涨了足足四成，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价，持有白银的华商经营进出口货物到期结汇时支出大增，贸易风险自然加重。

　　但1929~1932年世界经济大萧条期间，世界银价总体低位运行，却意外地帮助中国躲过萧条，反而迎来一次“特殊的繁荣”。由于金贵银贱进一步加剧，在中国作为法定货币的白银，与在发达国家作为商品的白银之间，形成明显的投机差价（即白银在中国市场上的实际购买力高于海外市场，更加值钱）。同时，受传统中国的外贸体制及管理水平所限，大多数进出口商品价格，并不能及时与国际银价跌幅“挂钩”。结果，大量白银受到利好吸引流入了中国。

　　以经济金融中心上海为例，1929年上海中外银行库存白银约为26800万元，1933年约为50800万元，增加近九成。其中1931年至1932年底，上海各外资银行库存白银从8688万元增加到18505万元，足足多了9800万元以上。这笔多出来的存银，在当年是一个什么概念呢？1933年度，中国海关关税总收入约33952万元；1934年度，国民政府国库总收入约122635万元。前后两相比较，便可知一二。

　　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与外贸进出口关系密切的在华外资银行，凭借自由输入和运出金银的特权，乘机输入巨额白银牟利；二是在华投资的外国资本盈利后不再汇出，留在中国扩大投资。

　　正因为有效货币需求扩大，银行信用扩张，利率水平下降，那几年国内许多行业不仅不萧条，还有利可图。可又有多少人真正意识到，这一轮经济景气的根基，其实相当脆弱呢？

　　地产、银钱谁“绑架”谁？

　　20世纪30年代初白银流入中国的情形，与21世纪头十年海外“热钱”大举来袭，多少有几分相似。而当年白银投机的首要目标，正是中国唯一的国际大都市上海，特别是长期处于涨势的上海地产业。

　　民国成立后，华洋错杂而地位特殊的上海滩，楼市步入黄金时代。1934年有一篇题为《上海地产之观察》的文章中写道：

　　“从别处刮了地皮而来的军阀官僚，开始其为海上寓公的时候，第一步就是买一些上海租界内的地产，自觉可以高枕无忧。内地的土豪劣绅，觉得本地的财产，似乎有些儿‘不稳妥’，也无疑的要想到投资于上海租界内的地产。再有一般专门投资兼投机的外国资本家，眼见世界各国都闹不景气，而上海租界内的地产，因为‘大家都望着租界上跑’，反而‘几乎没有跌价的可能’，于是也放弃了固有的经营地盘，到上海来大量的购买地产。”

　　各方热捧之下，上海公共租界的地价一路攀升，1900年其均价为每亩5400元，1933年均价则高达47000余元，短短30余年间，上涨了8倍有余。

　　到了1932年前后，日本悍然侵略中国东北，又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加上世界经济危机逐渐波及中国，上海地产业已有调整和降温迹象。但受巨量“热银”游资支撑，1932年前三季度上海楼市的实际成交金额，仍占全市银行钱庄业全年总存款额的1/10以上，可见地产交易之狂热。

　　上海房价急涨，房租也相当高昂，常常花去普通市民生活费用的三至五成，迫使工薪阶层不得不倾其所有积蓄设法买房。据时人记述，“小资产阶级，数万元存款，原备临时周转之用，均预购屋自住，一则作一劳永逸之计，二则免存款意外之险”。然而，升斗小民的一己之力，又怎能跑得赢土豪与“热银”合力炮制的“大市”呢？

　　对外资在上海地产业疯狂投机中扮演的角色，时任浙江实业银行副经理的知名民主人士章乃器曾公开批评：“地产要成为流通性最高的信用工具，这本来是举世所无的怪事，是畸形发展中最畸形的一种现象。这种现象的成因，是因为上海租界的外商，企图运用他们的资金，造成租界的虚伪繁荣……他们在开发一个他们自己的资本市场之后，只有半有意半盲目地向地产方面开展。”

　　以银行、钱庄为中坚的上海金融界，当然也视地产投资为兵家必争的核心业务。1934年5月上海房产公会的报告中披露：“上海三十万万元房地产之中，有二十万万元是握在上海银钱界手里，作为流行于市面的筹码和准备的担保品。”以陈光甫创立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为例，那段时间里房地产抵押放款占35%，在所有抵押业务中比例最高。

　　民国著名记者和政论家胡政之主持的《国闻周报》于1935年4月也刊出文章称：“近几年来上海的金融业者，大都从事地皮买卖，地价之高，异乎寻常，地契等文件便如橡皮股票一般，处处受着银行钱庄的欢迎，都可以抵押现款。间接的地契、土地证等，都变成了流通的交易筹码。”

　　而早在1931年11月8日，“火柴大王”刘鸿生就曾在南京一次蒋介石亲自召集的社会各界名流时局谈话会上，当面对最高领导人抱怨说：“最痛苦的是地产可以随时押款，工厂则无人过问。”

　　白银帝国釜底抽薪

　　不过，黄金购买力持续上升，白银购买力相应下降，令实行金本位制的西欧各国面临本币升值、通货紧缩、出口停滞的困境。他们也坐不住了。

　　1933年7月，各国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上达成《白银协定》，规定美国等产银国应收购本国所产白银1.4亿盎司（折合约4350余吨），不得将余额出售国外，中国则不得将银币熔铸成白银出售，以保持国际上银的购买力，共同维持银价稳定。

　　但仍实行金银复本位制的美国，却比人们预期的走得更远。它一方面出于刺激自身出口的利益考虑，实施《金法案》（1934年2月），减少美元含金量，让美元大幅贬值近六成，变通货紧缩为通货膨胀；另一方面，为了照顾国内代表南方银矿主利益的“白银集团”的要求，又通过《购银法案》（1934年6月），提高白银收购价，在国内国外同时大量买入白银。

　　新晋第一工业强国出手豪购，世界白银市道应声反弹，纽约银价从1932年底每盎司25美分涨到1935年初的55美分，当年4月更达到81美分的高点，足足上涨了两倍半以上。而从1934年8月到1935年6月，一共有多达4.37亿盎司（折合约13590吨）白银收归美国国库。

　　国际银价上涨，中国自然首当其冲大受影响。到了1935年，白银在国外的购买力已高出在中国国内购买力近2/3。据估算，此时从上海运银到伦敦或纽约出售，按汇率折算再扣除成本，至少可得50%的纯利。早先大举输入“热银”的在华外资银行，此时又成了抢运白银出口的急先锋。这些外资银行金库中的白银存量，从1933年12月到1934年12月，锐减了2.21亿元。

　　另据统计，仅1934年12月，中国外流白银即达6654万元，1935年1月又流出了1541万元。1934年全年，全国净流出白银高达25672余万元。上海存银占全国之半，一年之中更流出大半。

　　1934年2月底，即白银大幅外流之初，早年曾留学美国，兼具官、商双重身份的知名实业家穆藕初，就在写给上海银行公会的信中警告说：“国内存银本属无多，且有一部分存在外国银行之手，若再源源流出，则因存银减少而发生之影响，有可虑者三事：第一，存户因恐惧存银减少而提存；第二，持有钞票者因恐惧存银减少而挤兑；第三，因银行需要现款而影响公债跌价。”

　　穆氏信中未曾提到的更直接危险是，“热银”骤然流入又骤然流出，虚热的上海楼市难免量价齐跌、泡沫破裂的命运。1933年，上海地产业虽已呈回落态势，但成交额仍达4313万元，而1934年则跌至1299万元，1935年勉强维持在1446万元的水平，仅相当于高峰时期一个月的成交额。

　　1935年3月2日出版的《申报》有如下痛切的描述：“往昔上海实况繁荣，地价与房租随之昂贵，其价之高，不特为全国各地冠，亦渐占世界之地位。今市况萧条，工商业者对于巨额房租之负担，夫岂能胜？影响所及，地价暴跌，市多虚宅，地产业者有同归于尽之虞。”

　　前面已提及，实业家刘鸿生曾对“地产随时押款，工厂无人过问”之境况大发牢骚。当年，不管外资还是华资银行，都不大与本地工商界发生直接的借贷关系，而采取“银行对钱庄（需有信用担保者）放款，钱庄再对工商界（以地产或货物作抵押）放款”的间接借贷模式。

　　等到美国突然哄抬银价，中国白银迅速外流，造成银根紧张，在华中外资银行纷纷向钱庄追索放款。钱庄偿付无力，转以所持地契向银行抵押或寻求救济，但眼见楼市趋于崩盘，银行方面当然不肯接手。夹在中间的工商实业界得不到必要的周转资金，身不由己，遂一同卷入漩涡。

　　天下之财尽入彀中

　　1935年1月11日，受上海方面金融动荡波及，长江上游第一商埠重庆发生银行挤兑，当场踩死6人，伤15人。同一天，华北规模最大的天津裕元纱厂因资不抵债，宣告停工清理，2300余工人失业。稍后，无锡荣氏家族老大荣宗敬在上海经营的申新纱厂第七厂，因棉贵纱贱、外货倾销，导致周转不灵，拖欠英资汇丰银行押款200万元，即将遭后者强制拍卖。

　　这就是1935年新春前后，上海数家大钱庄接连倒闭引发连锁反应，以至于惊动杜月笙及江浙财团首脑们，心急火燎地找孔财神施以援手、挽救危局的最初因由。

　　此时此刻，他们的老朋友蒋委员长也没少操心。1935年年初，蒋介石在日记中曾忧心忡忡地写道：“财政困难，社会经济日渐衰败，可虑之至。”

　　当日，孔祥熙部分应允杜月笙等人提出的请求，同意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承办工商企业的货物抵押放款，但称“地产押款，尚待研究”。十天后，蒋介石专就此事电告孔祥熙，批示道：“欲使金融回复流通，首须使地产免于呆滞。”可见他也清楚问题症结所在。

　　但白银外流引起的银根紧缩，固非中国独力可以阻止，疯狂的上海楼市投机造成的“地产—金融—实业”相互捆绑的连环套，也不是最高领导人一句话可以轻松破解。

　　1935年3月初，正在一线坐镇指挥“剿共”的蒋介石，电召孔祥熙、宋子文到汉口就如何应对“白银风潮”进行密商。有关这次三巨头密商的细节，并无任何形式的记录文件留下来，当事人的日记或回忆录亦绝口不提。只是从其后种种迹象可以推知，他们已就发行1亿元金融公债为中央、中国、交通三大行增注官股，改组非国民党嫡系的后两家银行，实行官方金融垄断达成了共识，也很可能涉及了放弃银本位、改革币制，以缓解经济困境，维护金融稳定的问题。

　　3月下旬，以遇事甚有主见、努力维护中国银行独立性著称的张公权，被迫辞去该行总经理一职，宋子文随后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据美籍财政顾问杨格回忆：“1935年夏天，国民党首脑聚会庐山，原则决定改革方针。从这时期到正式实施是在极端保密情况下进行的。”杨格本人与财政部合作负责筹备其中一个改革方案，另一方案由宋子文亲信智囊、时任国防设计委员会（著名的资源委员会前身，蒋介石兼任委员长）副秘书长的钱昌照牵头。

　　杨格方案最终获采纳，成为1935年11月4日正式实施的币制改革的主要依据，其要点是：今后废除银本位制，实行与英镑挂钩的汇兑本位制，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大行（后又加上中国农民银行）发行法币，与大多数欧美发达国家一样，实行纸币政策。

　　几乎贯穿1935年全年的这一轮大规模金融改革，头绪繁多，过程曲折，各方利益博弈复杂，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但其核心精髓，在“汉口密谋、庐山决策”期间蒋介石的一封重要电文（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五院院长）中，已说得很清楚：“金融币制与发行之不统一”，关键是中国、交通两行不听命令，而解决之道，就是要两行“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

　　到1935年年底，全国164家银行中，官股主导的中央、中国、交通三行资本额占总资本额43%，而74家民营商业银行之资本总额，尚不及中央银行一家之数。同时，三大行年终存款额，也占了115家银行存款总额的60%以上。

　　换言之，利用“白银风潮”造成的市场剧烈动荡及工商金融界信心动摇，蒋、孔、宋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官方一举“转危为机”，“天下之财尽入吾彀中矣”。

　　利耶弊耶后人评说

　　客观地讲，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的金融大改革，对恢复市场信用，避免雪崩式金融危机的发生，起到了立竿见影的作用。

　　1935年12月，上海地产交易已明显回暖。当时有报道称：“一周以来，出口汇票较前复见稀少，而进口方面，于外汇之需要，亦复稍逊于前……地产交易则略有回苏气象。据报告已有数项产业成交，其价格较之一月以前所开者为高。按此点固不据为商业复兴之例。但地价上涨，终为人心安定之证。”

　　上海市面银根紧张的势头，似也稍有缓解。如1934年12月，上海钱业日拆息（同业之间拆借资金的日利率）平均为0.33%，最高达0.60%，水平高且波动幅度很大，可见银根甚为紧缺。自中国、交通两行改组完成到币制改革落实后，1935年4月~12月间，上海钱业日拆息维持在0.08%~0.20%之间的平稳水平上。

　　以白银大进大出为深层根源，以地产过度投机泡沫破裂为导火索的这场经济大动荡，基本上算是平稳软着陆了。

　　国民政府借“救市”之机，名正言顺地推行中央银行制度，改革货币发行，强化金融统制垄断，对稳定中国政局，最大限度地调集资源应付即将爆发的中日全面战争，应该说是有积极作用的。至于官方资本向工商金融界的持续强势渗透，不可避免地压制了中国民间资本的持续生存发展空间，长远来说利耶弊耶，那真的是见仁见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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